“郭公日记中还言：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丁日昌又道，“郭公能看到西洋之富强首在重商。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以使国家富强。此与鲲宇所上奏之‘四民柱石论’如出一辙。”
“正是如此。”林义哲道，“这些还都好说，郭公之言。最为士林所忌者，乃是何言，雨生兄想必是知道的吧？”
“呵呵，当然记得！”丁日昌一笑，朗声说道，“‘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无道……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丁日昌一边复诵着郭嵩焘《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