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郭嵩焘本人，更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府“自强”的努力。
对于何金寿的猖狂进攻，洋务派感受到了威胁，也开始了反击。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了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较洪陶士《使西日记》更胜一筹，可谓一拓眼界也”。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李鸿章直言说：“西洋政教规模，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并举了自己和林义哲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的事实，因此更称郭嵩焘的“崇论宏议，洵足启发愚蒙”。李鸿章并为郭嵩焘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差不多和李鸿章同时，林义哲也上奏“力挺”郭嵩焘。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十分巧妙地为郭嵩焘辩解。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对郭嵩焘的支持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嵩焘辩护，而是借到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