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的。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