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中国社会引起的震动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海防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得到凸显。这一次尽管中国海军战胜了日本海军，但中国海防的不足之处也暴露无遗。恭亲王奕忻事后曾痛心疾首地在奏章中写道：“今日而始言备，诚病以迟；今日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并追思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开展了部分旨在自强的事业，诸如建船厂、造军舰等，但“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认为应当立刻抛开以往的成见，采取果断措施，尽快加强国家的海防实力。
朝野间加强海防的呼声日高，而京津一带的海防不足则凸显出来。在和日本达成和约的当天，林义哲便下令将“威远”、“横海”、“康济”三艘巡洋舰和“飞鹰”号高速通报舰按照之前和李鸿章的约定调归北洋统辖，此外还将成为船政水师练习舰的日本战利舰“龙骧”号也借调给北洋，以充实北洋防务。这四艘军舰的加入使北洋的海上作战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北洋地区的陆上防卫，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是以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热情推荐推荐英国制造的新式伦道尔式炮艇时，一下子便引起了文祥等人的注意。
早在1874年10月23日，中国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