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贵大臣提出来赔偿的数目。以供我方参考。”大久保利通行礼完毕后坐下，看到林义哲并没有说话，而是一直在那里阴着脸，心中不免忐忑，说起话来，竟然变得有些急迫。
伊藤博文听到大久保利通的问话，一颗心也禁不住跟着悬了起来。
此时木户孝允和柳原前光，也是和他一样的心情。
这时中国方面的另外三位谈判代表郭嵩焘、崇厚和夏家镐也都将目光集中到了林义哲的身上。
虽然此前林义哲就日方赔款问题和他们进行过探讨，但对于赔款的数目，并没有最后敲定。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含忍”的立国之道影响，崇厚认为无须对日本逼迫太甚，若是日本愿意赔偿，可象征性的参照林义哲在法国遇刺那一次的“成例”，索要50万至80万两白银即可，毕竟“边衅易开不易弥，若因索款而至两国交兵，俄人虎视西北，我于东南重开战端，两面受敌，恐届时所费，远非赔款所能偿。”主张适当对日本人放宽条件，尽快达成和议。
夏家镐则认为崇厚提出的赔款数额过少，毕竟这一次等于是中国和日本打了一场局部战争，仅兵费一项便耗费巨大，“日人赔款，除种种损失，需当算计我之兵费，及闽台两地海道商民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