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将遗缺札委刘璈。同年下半年，兰州道出缺，左宗棠又“即以刘兰洲暂署”，从此，刘璈便逗留在关内兰州一带，可能并未出关到达新疆，和所谓的左宗棠抗俄斗争也不沾边。连横先生称左宗棠将刘璈“辟为记室”，显然是并不了解刘璈已负有具体职司这一事实。虽然在此期间上奏朝廷时，左宗棠免不了要为刘璈说些好话，但在私下里，左宗棠却多次函告他人，流露出对刘璈的不满。如于光绪五年底函告杨昌濬：“刘兰洲好察多疑，弟所不取。”〔5 〕光绪六年四月有两函谈瓜子沟番乱，认为刘璈应负一定的责任。〔6〕可见，左宗棠并不是十分赏识刘璈。光绪七年正月，左宗棠被命为军机大臣。这时，中国又因琉球问题与日本有隙，为恐日本重蹈故辙侵扰台湾，四月间，清政府在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前往台湾筹办防务的同时，又因台湾道张梦元升授福建按察使，遂简授刘璈为台湾道。其中，左宗棠是否在军机处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刘璈在台湾时得到左宗棠的大力提携和称誉应该是影响这个任命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