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当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曾经向朝廷提供了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而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以必救”；下策是“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李鸿章最后选择了下策，寄望于《万国公法》而不愿采取“激进”措施：“若言之不听，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使虽未必助我以抑日，而日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琉国而占其地。”
琉球灭亡之际，因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而被举朝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的郭嵩焘，刚刚迫于压力辞去了驻伦敦公使之职返回中国。郭嵩焘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日既改琉球为县，前议当小为变通，而要必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概而言之。郭嵩焘的意见是：免除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解除彼此间的藩属关系，令其独立自主。李鸿章对此深表赞同，致函总理衙门支持郭嵩焘。认为琉球的入贡，即使朝廷不主动宽免，倘若琉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