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颓唐下去。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因为硬件、软件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朝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中国沙船运输业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一期间，清政府也不是对沙船运输业不管不问。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军机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