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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然知道恩师说的是哪一件事，不由得叹息起来。
自咸丰七年之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咸丰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临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