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难望弥缝。若非林鲲宇借法普交仗之机暗中周旋应付，助我一臂，局面已不可想。”曾国藩想起“天津教案”时的日日夜夜，长叹起来。
“林鲲宇竟能说动法主罢去孟酋，逮丰大业回国治罪，使舆情得缓，大局底定。实为难得一见之干才。”李鸿章道。
“今日若是他也在，就好了……”曾国藩叹息道，“只是我怕是挺不到他回来了……”
“恩师切莫如此说，”李鸿章心头酸楚，但还是宽慰曾国藩道，“方今国是初定，洋务正兴，恩师正可见中兴之世到来……”
“中兴何时到来，以目下情势观之，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少荃，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拔荐人才，将他们当作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少荃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的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中兴当可到来。这便是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