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咸丰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