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出路，保持审慎的中立。尽管没有人可以责怪他并不总是非常准时的“把恺撒应得的付给恺撒”，但他算得上是“世界公民，而不只是属于哪个具体的国家。”这在波拿巴政权之下有一种欲盖弥彰的挖苦——它也很接近事实真相：詹姆斯对第二帝国态度确实到最后一直都很矛盾，甚至可以说充满敌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葬礼上会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政治人物的缺席的原因。
詹姆斯的辞世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这个家族出生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位。在1836年继承了其兄长内森的衣钵后，他成功的指挥他的家族公司闯过了1848年它的发展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风浪，而且他从总体上对法国的对外政策和欧洲的国际关系施加了将近40多年的影响。尽管接受了罗特希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享有更大自治权力的要求，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止住了家族内部由于浮躁和利益冲突产生的分裂倾向。
但在1868年的这一天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可捉摸了。
葬礼结束之后，来自各地的罗特希尔德家族成员都汇聚到了费里耶尔庄园，他们都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尽管是非正式的，但它将要决定很多重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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