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再次重申禁令，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一次。
又过了二十七年，即嘉靖十五年，朝廷又一次申明：“四品下不许坐轿，亦毋得用肩舆。”
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会被认为是大可骇异之事。可是到万历元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游玩，路人却感到很正常。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嘉靖间他在南京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违规坐轿，但又心虚，“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甚至遇见举人、秀才也下轿躲避，生怕被检举揭发。
可是“不上三四年”，违规坐轿现象到处可见。那些官员不仅是“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而且还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出行。
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化巡按浙江，有个举人去拜见他，戴了顶时髦大帽。
王化不满：举人戴这种帽子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言下之意是批评他的服饰违反了朝廷规定。
没想到举人并不买账，还反唇相讥：是从老大人坐轿那一年开始的。
王化顿时被噎得无话可说。
他到浙江后拥有大事奏裁，小事主断的权力，可是监察御史毕竟只是七品官，按规定够不上坐轿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