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
先是崇祯二年开始，陕西农民军陆续过河进入山西。
在西北地区主要是王嘉胤渡河进入河曲；在西南地区的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攻吉州、襄陵、太平、曲沃；一路攻蒲县等地。
然后起义军又兵分东西两路，西路攻石楼、永和、吉州、隰县；东路攻汾西、霍州、赵城、洪洞。
然后山西本地饥民也反了。“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
山西官的反应不是如何剿灭“贼寇”，而是首先推诿责任。
以至于后来还说晋地原本国泰民安，变故都归咎于陕西官“以晋为壑”。又上疏朝廷奏请“责成秦之抚镇驱之回秦，而后再议剿抚。”
先把农民军从山西赶回陕西再说，真是笑话！
倒是有明白人说：“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欲除晋之盗，莫先欲抚晋之贫民……”
可是拿啥抚？谁愿意掏腰包？不过是清谈。
所以，山西官的如意算盘只能是将变民赶出境外便算尽责，万事大吉。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同镇要防边，内地山西镇全是二线兵，弓马惫废，无能为力。卫所兵直接就是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