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溥身边的亲近人士都知道，他醉心于编史。
为了编史，就必须要收集史料。
这年头又没有图书出版社这样的机构。
在周朝国子监的刊印九经发行前，就连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都只能靠手抄。
倒是有类似于图书馆的机构，譬如朝廷就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这三馆，掌修史、藏书、校书之事宜。
在这三馆中，存放着大量珍贵史料以及历朝历代的文献、诏令、奏议等。
所以古代大部分编史者或多或少都会带些官方身份，因为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阅读到珍贵的手抄史料。
王溥的宰相身份为他编写《唐会要》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他能够自由出入三馆，查阅他所需要的史料。
但此时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中原王朝与南方各个割据政权时常处于敌对与战争的状态。
这导致南北方的官方交流数度断绝，北方编史者几乎无法接触到南方的史料。
不光如此，即便是此时的中原王朝也存在着大面积史料缺失的问题。
唐朝末期的长安城那真是谁都能进，义军、乱兵、异族轮番蹂躏唐都长安，致使长安收藏的大量珍贵史料在战乱中遗散。
从唐末到如今的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