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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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敌逆臣如何惩处的问题，朝堂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意见。
总监察官崔器、兵部侍郎吕諲上疏说：“投降叛军的官员，背叛国家，依照国法，应一律处死。”
礼部侍郎李岘坚决反对，奏道：“叛贼攻陷两京，天子仓促前往蜀郡，百姓各自逃生。这些变节叛臣都是陛下的亲戚或勋臣元老们的子孙，现在一律依照以叛国罪诛杀，恐怕违背仁爱宽恕之道。
况且，河北一带的叛乱尚未平定，被叛军裹挟的官员还有很多，如果陛下宽大处理，等于鼓励他们赎罪改过。如果全部诛杀，只能逼迫他们继续依附叛军。
《尚书》上说：‘只杀祸首，赦免被胁迫的随从。’
崔器、吕諲是固守成规的人，不知以大局为重，只能恳请陛下圣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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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朝臣们唇枪舌剑，斗成一团。
争论数日后，肃宗终于采纳李岘的建议，依照罪状轻重，把叛变官员分为六个等级，除以相应刑罚：最重的在闹市斩首示众，次重的罪赐自尽，再次的重打一百棍，最后三等则分别判处流放、贬谪等处罚。
朝廷当日下旨：原河南尹达奚珣等十八人问斩。前宰相陈希烈等七人赐死于大理寺狱；其余罪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