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也沾沾自喜，尤其是得到玄宗的嘉奖后更加忘乎所以，重新开始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
徐太傅暗自感叹，地方吏治比朝堂好不到哪儿去。
他跟病坊的诸多名医、医道、医僧反复交流，大家都觉得，此次瘟疫疫情虽然控制住了，但引发疫情的病因并未查明。官府应防患于未然，而不应满足于这种短期战果。
对此，徐太傅深以为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未雨绸缪，不能总是临时抱佛脚。
徐太傅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洛阳是中原的往来枢纽，南来北往的客商繁多。疾病的传播比其它区域更为容易。一旦爆发，蔓延起来更为迅速。鉴于此，朝廷应拨款，创立一所服务百姓的病坊。”
徐太傅一边等圣上御批，一边付诸行动。
他个人捐出黄金百两，又以个人威望，从洛阳豪门富户中募集资金黄金万两，在天津桥畔创办了一所正式的综合医坊，取名安济坊。重金礼聘名医、医道、医僧坐堂诊治。
没过多久，朝廷圣旨到，对徐太傅在奏折中请示的事项一一批准：安济坊为面向百姓的官办医坊。同意从洛阳的税收中拨出少许资金作为维持医坊的经费，对于医德高尚、医术深厚、治愈病人众多的医生，由洛阳官府呈报朝廷，赐紫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