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大唐的繁华在于军队强大，国库充盈，贸易自由，其实他们只说对了一部分。我大唐之所以为天下中心，皆因文化繁荣，自由开放，多元宽容，兼容并蓄，这才吸引四海精英汇聚，八方商贾来朝。
而文化繁荣，则与我朝太宗皇帝重文思想有关。我朝开拓之初，太宗皇帝在戎马倥偬之际，于长安宫城之西设置“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号称“十八学士”，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名流。
太宗皇帝和他们“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辞而咏风雅。”太宗皇帝即位后，下令在弘文殿聚书20万卷，设立“弘文馆”，即为国家藏书之所，亦为天子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
两馆荟萃人才，开拓文化，功不可没。房玄龄、杜如晦同为唐初名臣。房玄龄撰《晋书》，杜如晦订定各种典章制度。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研究文字、音韵及经籍。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是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姚思廉与魏征同撰《陈书》。这些饱学之士，可以说是太宗皇帝的“智囊团”。
太宗皇帝的诗作，气度不凡。讲究意境，探求神似。就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