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任命的官员太多，也太过于混乱，往往一个官职上都有几个人担任，做起事来互相推诿，杨邠为相之后，势必躬亲，特别是对官员的任命，杨邠抓的很紧，哪怕是一个小县里的主薄、录事参军这样的小官吏，他都要亲自过问，该任命的任命，不该任命的就撵人滚蛋。他做事有特别在意细节，把规章制度订的又繁杂有啰嗦，比如行人商贾，出门在外必须要有官府给出凭证，不然抓着就要坐牢，比如官员历任之后，必须立刻走人，不能在原地驻留。他还常常说：“作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做到库存丰足，兵马强盛就可以了，至于文章礼乐，那些都是虚了吧唧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做。”换句话说，这家伙只重视赋税，只抓经济建设，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科学展观没有足够的认识，引来了文官系统对他的不满。
这倒也罢了，毕竟五代的时候，天下大乱，把精神文明建设搞的热火朝天的那几位，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后蜀的孟昶、南唐的李景），杨邠重视“钱粮兵器”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也不能说是错了，毕竟大汉朝从建立开始连年征战，到处都要用钱，杨邠为相好赖是把国家给维持了下去。
可惜，他最大的毛病是用人双重标准。比如汴京的“警备司令”史弘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