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担任实际的馆长，官话叫“总知其务”。皇帝为什么惧怕一个人写历史？刚才说到了，因为以前的规定是，史官怎么记写国事，包括帝王的起居与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君史两立”，一句叫“以史制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书》的编写体制那样，“书成进御”，班固老爷子也不敢那么著笔。
诸葛亮也怕“以史制君”，但他没有李世民高明。诸葛亮的办法是不著史，因此三国中，唯独“蜀无史”。
李世民也有一个惧怕史笔的例子。
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的对话为：
“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
我们中国人重视史，在唐之前，史是制约帝王言行的，是防止帝王乱说乱干的。唐之后方向调整了，只提“以史鉴今”，功能由制约改为服务。《隋书》那本书价值很高，因为“集体创作”才是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