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