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才那一刻，他也是同样的紧张，他或许并不怕我不顾一切，但兴许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于倩在于老师下葬后的第二天重飞洛杉矶，临走时她只说了一句。
“这一次，我真的了无牵挂了。”
从于老师的追悼会回去，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第二日，我回到了公司。
我找来了专门负责我们公司法务的律师，以为朋友咨询的名义像他讲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主要是想问他，事情已经过了十七年，是否还可以控告，有没有过追溯期？
律师说，光凭一本日记，证据不够充分。
律师一句话让我的信心备受打击，感觉好似有一道山挡在了我的面前，要让恶人绳之以法，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
之后的几天，我陆续找到一些当年在采石厂做工的工人。但当我问起当年的这件事，他们就闭口谈，或者说不知道。
他们或许真的是不知道，又或者是听到过什么风声，但是不敢传论，怕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我根本没办法从他们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无奈！无助！绝望！
我准备去一趟飞石寨，这一次我没有叫上那冬，而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