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淮西和淮东四个总领所，负责四川和江上诸军的开支。诸屯驻大军隶属于中枢，但分掌的其实是地方军务。总领所是中枢派出机构，则代表中枢负责管理和监督诸军的用度开支。其制度安排的用意则依然是把军权和财权进行分离，着眼点是加强中枢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显然，这也是一种内控的模式。
自宋蒙开战以后，战火连绵不断，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转移到国防上。对于局势的变化，宋朝中枢也作出调整，比如命统帅兼任总领，或者兼任转运使，但这只是权宜的变通，根本格局未变，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制度来。在此情形下，地方上的总体实力并未得到真正的增强，局势越严峻，对中枢的依赖越大。地方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中枢调拨的钱物不能随意处置，而地方军务的复杂性产生出来的需要，中枢不能一一满足，在使用和调拨之间产生矛盾，导致地方往往违反规定，自由行事，从而加剧了中枢和地方之间的矛盾。
如果军费开支在中枢承受范围之内的时候，这种矛盾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中枢财力耗竭的时候，财政危机便以中枢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形式爆发出来，“打算法”可谓是这种矛盾的产物。贾似道的做法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中枢在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