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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两国的外交中，战与和都是策略问题，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尤其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议和并不等于卖国。李世民英雄一世，称臣于突厥一事在正史上是极力回避并淡化处理的，事实上李世民不但称臣于突厥，还使用过突厥授予的“狼头纛”。同样，在鄂州之役中，贾似道与忽必烈不过是议和而已，并不像《宋史》所说“称臣”。考《元史?世祖记》，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汗刚刚身死，贾似道已经知道，遣使约和之日，正是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哪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实则宋、元兵事之开，乃史嵩之等侥幸邀功之心造成，至贾似道之时，宋朝已颓象四露，这并非贾似道的责任，相反他是背包袱的。而后来在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力主杀贾似道谢天下的陈宜中，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是何表现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元兵将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遣使乞降，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伯颜亦不许也。”侄子做不成，就要做侄孙，连侄孙也做不成，自取其辱，后世之人读史至此，也只能摇头叹说：“亦古之所无也。”
比较贾似道的武略，在文治上，贾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