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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宋徽宗赵佶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赵佶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赵佶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熟悉历史的孙珲知道，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