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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以利再战的事例，但宋朝统治者与此不同，其处理和战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算盘。在签定澶渊之盟后，富弼曾沉痛的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富弼之言可以说是澶渊之盟后宋朝廷以和为安、文恬武嬉的生动写照。富弼虽然发现了问题，但是按照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惯例，他不能诿过于君父，而只好归罪于臣子。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与范仲淹、韩琦都属于改革派，受保守派的排挤，离开朝廷外任。仅仅十年之后，富弼和韩琦先后回朝任宰相，却被保守的官场磨光了锋芒，依旧安常习故，不思变革。
从那时起，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模式行事。所以现在赵桓在孙珲首次于东京城下大破金兵后，脑子里想着的仍是议和。而这一次孙珲再破金军大营，金军被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