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意外。
因为通过今天和这些将门子弟之间的谈话，让他明白了另一件事，就是大宋朝“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是严重损害军事实力的原因之一。
宋人张方平就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这个“和戎为利”可以说是多数宋朝皇帝的主张。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大致可以说萌生于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确定于宋真宗赵恒时期。宋太祖赵匡胤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对内实行防范，但从没有对辽议和苟安的打算。而宋太宗赵光义比较“内忧”和“外患”的轻重时，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为以后的历代宋朝皇帝所继承。尽管宋太宗赵光义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奇耻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经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其实只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
而宋真宗不敢冒与辽军决战的风险，才订立了“澶渊之盟”，当时的辽军倾巢而出，主政的萧太后、韩德让和辽圣宗三个重要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擅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