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术、阴阳家思想结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为中心的所谓的新儒学，也就是今文经学。里面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理论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经学也由此成为汉代官方的主流思想，从此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
但是随着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今文经学自身开始出现偏离了经文微言大义的道路，变得繁复而空洞，已经不适用于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论需要。已经渐成气候的古文经学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争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经的都是关西士族、通习今文经的则是关东士族，古文经学之争，由此也演变成了关东关西两方政治集团与学阀的较量。
这一争，便是两百多年。
对于皇帝来说，只要符合当前时代的需要，古今经学那个占主流都无所谓，而曹操有罪无罪，也全在皇帝一念之间。之所以要搞出这么大的议论，其实还是想借此机会试图改革贯穿汉代四百多年的古今经学的分歧，将其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新的儒学。
所以在见到众人之后，皇帝开门见山：“太学如今是什么个议论，诸君都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