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功业的人也避免不了凋零。我手下的第一重臣竹中半兵卫重治于文禄四年（1595）在大阪病逝，据说是在伏案工作时突然病发。
自交卸征夷大将军的职务后，我第一次离开了御龙山城，前往京都东福寺为已经运到那里的竹中半兵卫举办法事并守灵。在那次我极为少有发自内心地哭了，执笔写下了“东乘如意宝相大居士”的魂幡。他的长子也由我赐名“清治”，并由其接替半兵卫成为幕府大佬，只是在排名上降到了最后一名，不过这对年轻人也是必然的事。
幕府的体制运转正常，在京都的十八家全国最强大名子弟加上在大阪培养的大名继承人，形成了事实上的锁链。另外还有就是当年我在堺町让上泉信纲培养了大批武艺高超的家臣子弟，随着战争的结束已经没有必要再组成敢死队，信清就把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行检奉行所”，由他们行走各地监督、举发各级武士的“不当”行为。这些人已经不是像忍者暗中刺探那么简单，可以随时亮出身份要求地方大名们对肇事家臣予以惩处。虽然还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强制性，但是这些人说得话那些大名自然要仔细掂量掂量，幕府可还是要对大名的行为举止给予评价的！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美好，但我的心里还是牵挂着一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