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的改革真正开始于太祖代的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
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比如化肥厂近二千人，实际干事的只有六百不到，而这其中的脏、苦、累活都还是由临时工来完成，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也不奇怪。
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更是社会角色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齐备，社会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这也是为什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