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袁的政治俘虏，自然就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而黎元洪毕竟是被段祺瑞逼出老窝的，对段耿耿于怀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黎段之间的这段关系，为日后留下了诸多隐患。
黎元洪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地答复。
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而副总统因为没有分管工作，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实是什么也不让管；参谋总长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参谋次长陈宦代行，没他什么事。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三年一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