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国中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凯，以“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
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
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但不能否认，那个时候，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他是学者，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杨度的一生，极富戏剧性，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后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