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了华兴会的一系列反清活动，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
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正式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紧接着，杨度的筹安会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全文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