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都不得罪，也两边劝解，对于冯国璋嘱其“主稿呼吁进行围剿国民党人”的要求，蔡锷则以“近日某派（指国民党）气已中馁，大局或可不至破坏”为由，也同样委婉予以推辞。
蔡锷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五月二十三日，李烈钧曾通电表示：“宋案、借款两事发生以来，各处主张虽有不同，福国利民之心则一。目前发表意见各电，问心无他，可矢天日。烈钧素心戆直，值兹谣诼纷繁之际，窃于行事固不敢偏重，亦未便盲从。
“此次开罪政.府，诚不所免，若谓为逞异谋，不惜名、不爱国，则不敢受。民国缔造艰难，烈钧随诸公之后服务年余，虽无功可言，亦何致不知国家大计，又安敢忍心害理，甘为共和罪人。……
“当此风雨飘摇，操戈同室固足以致亡，即畛域不化，诚信未孚，亦岂国家之福?现在政争激烈，损益轻重，端赖识时俊杰平心权衡，若稍偏决，将何以定人心而固国本?事关大计，仍当续陈。待罪章门，静候谴责。”
从通电中不难看出，李烈钧的态度明显在软化。
对于李烈钧以上通电，冯国璋于二十六日致电蔡锷煽动说：“国璋愚谓宜一面联名电请中央，即将该督撤换；一面先由同志各省互相声援，嚆矢待命。势成骑虎，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