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长、江苏陆军第十六师师长、安徽新军协统等要职。
一九二三年任国民党本部中央军委委员，北伐时期任北伐讨贼军第四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任汪伪国民**监察院院长。
此为后话。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情理之中，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
他生气是因为，这首先是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和信用，对一个整日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之人，这是最忌讳的东西。再者说，北洋军将领背着他去做这样的事，他不生气才怪？
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指出这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是大节和大义之所在。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和一些军方将领首肯，说他这次来禀报也是按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行事。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还能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了吗？这是袁世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还是很疑惑，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