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后，李元阳在他主撰的1574年版的《云南通志》里更纪录全省9府和州已经有别于“山药、山薯”的各种颜色的“蓣”的种植。
后世之所以将番薯引入中国的功绩挂在陈益和陈振龙两人身上，一来有《大理府志》和《云南通志》为地方性刊物，传播性不广；
二来是因为作为府志和省志，主要负责记录大事，番薯传入以及其形制描述都是粗略一笔带过，不似《金薯传习录》中描绘的这面详实，又没有人家会进行传记美化故事，因此传播度不高。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放到显然依然还在发生，同样是描绘扫除广东博社村制毒故事的纪录片无人问津，进行医术美化之后的《破冰行动》却广为人知。
我们从欧洲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欧洲人最初对玉米的重视程度因为《圣经》的缘故，与番薯和土豆是不同的。
番薯和土豆因为果实长在低下并不被人所重视，更是厌弃的存在，土豆最起码开的花还算好看,你番薯有什么优势，好让欧洲人禁运？
事实上根据历史记录，真正解救欧洲粮食危机，最终使得欧洲粮食增产的正是土豆。
以爱尔兰为例，土豆的传入使得爱尔兰的人口从87万飙升至工业革命